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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财经媒体交易门采访华新资本朱晓军、邓海峰。

2017-12-19

   

朱晓军、邓海峰:猎物送到家门口了

   

   

    2017年11月的香港。阳光灿烂,空气里带着些许凉意。维多利亚湾海面轻烟薄雾,去往各离岛的渡轮和快艇如飞般穿梭。

   
中环四季酒店。六楼游泳池旁的露天水吧,一网红脸浓妆短裙女嚼着无味的沙拉,一边搔首弄姿玩自拍。她隔壁坐着四五位西装男,一本正经聊生意。泳池里立着一位韩裔相貌中年女子,呆呆对着海。

   
这是比电视剧“人民的名义”里“三季酒店”多一季、名声远扬的“望北楼”。

   
游走这里的有长年望乡不归乡的各系大佬,野心勃勃的国际掮客、一掷千金的土豪男女。当然,也有乐于自嘲为“金融狗”的中环金领。

   
朱晓军在泳池边的座位坐下,给自己点了一杯“冻咖啡”。

   
不知不觉,北京人朱晓军已经在香港生活了16年。乡音未改,鬓角见白。

   
前几天在香港面试一位90后,朱晓军觉得时间快得不可思议,一晃眼自己就“老了”。

   
他少年得志,一路走来,总是人群里年纪最小的那个。

   
27岁时,在北京工作的朱晓军被提拔成光大银行总行信用审查处处长。他代表光大银行去央行开会,其他人颇为意外,说光大银行“太不重视”,派个“小孩”就过来了。

   
离开北京光大银行后,朱晓军加入德意志银行新加坡分行,后来辗转至香港。35岁时,这位年轻的MD已经是加拿大皇家银行香港分行的Deputy CEO。

   
2016年,朱晓军辞去汇丰银行环球资本市场的中国业务总监的位置,和在资本市场打拼多年的邓海峰、曾毅刚等一起创办资产管理公司。

   
过去10年,他总结自己“过早过上安逸生活”,出差是商务舱加五星级,这么多年从香港来往深圳,要么两地牌,要么打车,“只坐过一次大巴”。

   
创业这一年多,朱晓军从“天上”掉到“人间”,有一次公司年轻同事用飞猪给他订的机票,他坐在飞机最末一排,紧邻厕所。这种待遇他从未有过。

   
不断“接地气”,不断“还债”,他的头发刷一下就白了。

   
今年8月8日,朱晓军和团队开户,自己给自己下任务,100天要见100个机构和个人。“哪怕是错了,也能摸索出路。”
今天在四季酒店,离朱晓军给自己下任务刚好差不多100天,他要聊天的对象是我。

   

    蓝海

    2011年,朱晓军的合伙人、团队投资总监邓海峰第一次关注到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。他不敢相信这些公司如此便宜。
“那边50倍市盈率,这边15倍市盈率。随便找一家公司,都是三倍以上的价差。”

   
邓海峰当时是上海一家私募基金的基金经理。他跟上国投合作,发了六期信托产品。2011年产品到期,他面临抉择。A股当时估值偏高。相比之下,港股让他心动。

   
邓海峰研究了医疗、消费领域的一批股票。选行业里最龙头的几家挨个看。他跟合伙人换了2000多万美元,“呼噜呼噜买进去”,不到三个月就建完仓。

   
刚买完,港股就开始慢跌之路。

   
邓海峰重仓做骨科产品、总部位于江苏常州的创生控股。他从2块2开始买,一直买到2块,“没子弹了”。

   
结果股价一下跌到1块8。

   
“创生主要做骨科的三大类产品,一类就是骨钉,就是(针对)你的粉碎性骨折;第二类是脊柱、颈椎跟腰椎;第三类是最难的,就是叫关节,就是这个人工关节。当时中国的企业脊柱能做一小部分,主要是做骨钉,因为骨钉技术含量最低的。”

   
2011年6月,创生股价跌到1块6。最低点时,从12倍市盈率跌到了8倍市盈率。

   
“没什么道理,这就是市场。”邓海峰说。

   
作为当时中国本土做骨科产品的优质企业,创生和当时在美国上市的康辉控股、在香港上市的威高是邓海峰的对标企业。

   
康辉在美国上市时,拿到20倍市盈率,威高在香港上市,有12倍市盈率。

   
眼见创生一路跌,邓海峰跑去公司在常州的工厂看。

   
“眼睁睁地看着这公司厂房添满了设备,越干越火。这股票老跌,弄得你没辙。”

   
看完公司,他又去找创生的老板钱福卿。

   
钱福卿说:你刚来的时候厂房里一个设备没有,现在50台日本进口的数控机床,我这订单是满的,二期也建好了,你说我有啥办法,反正我也不卖,你爱跌跌去。

   
钱福卿是常州侨联副主席,当时已经移民英国。“他是华侨所以他上不了A股,这总有原因的。”

   
股价一边跌,邓海峰一边买。“真的怎么看怎么觉得便宜,然后你又没有问题,你看它机床不会骗你的,那厂房很宏伟的,而且设备很先进的,那不土,一点都不土。”

   
2012年,创生股价开始慢慢回调,上升到3块。

   
5月,康辉被美国第二大医疗器械公司美敦力收购,溢价50%。创生股价被带动,升到了三四块。

   
邓海峰平均成本2块多。他身边许多在深圳做股票的朋友赚了一波之后,慢慢出票。但他坚决不卖。

   
“我(跟朋友)说这公司真的会是很大的,而且中国本土品牌第一。当时(骨科品牌)第一是创生,第二是康辉,第三是威高。威高骨科做得晚,现在威高变第一了。”

   
2012年12月,创生突然宣布停牌。美国第一大骨科器械公司史塞克以每股7块5的价格邀约收购。

   
这时邓海峰已经买进创生前十大股东,占到其总市值5%。创生成为他基金第一大持仓。

   
邓海峰劝钱福卿不要卖给美国人,再熬熬。“我说你要这钱干嘛?公司就没啦!”

   
当时中国开始推广新农合,要求所有报销产品必须是国产。邓海峰认定这对医药企业是巨大利好。

   
“整个以前医保只覆盖2亿人,现在医保覆盖10多亿人,当时中国的医保支出每年是增长30%多,那你这里边稍微好点的企业不跟着赚了。”

   
然而钱福卿很无奈,他告诉邓海峰自己两个儿子都不想接班,“都不想待在常州”。

   
2013年1月,美国公司史塞克宣布以每股7块5成功收购创生。

   
“不知者无畏”

    回想起当年创生一役,邓海峰说因为“信息相当不对称”,那真是投资中国的黄金时期。

   
“当时根本就没有中国本土的人去看这些在香港上市的公司。那就是蓝海。要放到现在,中国这么多研究员,这公司早就被挖出来了。”

   
初战港股就战绩不菲。邓海峰撸起袖子,打算大干一场。

   
2013年6月,他和当时的合伙人以内地人身份,成功向香港证监会申请RO牌照。回想起来,他说真是“不知者无畏”。

   
2015年,他管理规模到了2亿美金。

   
就在这时,他和前合伙人在公司发展方向上出现分歧。

   
前合伙人想做Family Office,但邓海峰更想做资产管理。“其实没有对错之分,这是大家看问题角度不同。”

   
虽然赶上了2011年到2013年那一波,邓海峰认为自己仅仅是幸运一点,在特定的时间、特定的时候,捡到了这个便宜,但这绝不是常态。到了2016年,他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港股了。

   
“越往后,没有不断的拓展业务,没有AUM,你不能够吸引精兵强将加入你。”邓海峰说。这一点和朱晓军不谋而合。

   
他俩认为,做二级市场投资,要比别人挖得更深、看得更专,一定需要团队作战。这个团队要具备基本经济学素养、财务素养,需要实战的训练,还要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。“既要智商,又要情商。”

   

   

    邓海峰(左)和朱晓军在河北省正定县委县政府办公楼大堂合影

   

    几年前邓海峰研究TMT时,体会到自己作为一名70后对这个领域理解力的局限性和认知障碍。

   
认知能力和研究员的背景息息相关:

   
“比如你没有过小孩,你怎么能够理解做父母的感受?你理解不了,不能光在这儿想,想是想象不出来的。如果没有一手的理解能力,那你就听80后、90后去怎么想。我们经验相对丰富一点,有一套严密的逻辑判断。那你听他们讲的有没有道理呢,有道理你为什么不接受呢?”

   
慎用杠杆

    朱晓军1971年出生在北京。

   
他父母文革前从人民大学经济学系毕业。朱晓军上小学时,母亲在位于西城区老财政部那栋楼的人民银行总行工作。小学放学后,朱晓军脖子上挂着钥匙,去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室做作业。初中时工商银行成立,他就跟随母亲转到工商银行做作业。

   
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,是工商银行的金砖和金库。

   
朱晓军在工商银行做作业时,邓海峰正在河北涞源县的大山沟里光着脚丫子玩。涞源县是抗日电视剧“狼牙山五壮士”里的狼牙山所在地。“就是日本人都不想去的地方。”邓海峰这样跟我介绍 。

   
邓海峰比朱晓军小4岁。他父母是文革前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。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涞源县的三线兵工厂当工程师。

   
为了能让邓海峰和他哥哥接受更好的教育,他父母申请调动工作,转到石家庄一个兵工厂。

   
邓海峰在石家庄读小学、初中。高考时他考进清华大学金融系。

   
“父母当了一辈子工程师,挺苦的,当时就觉得这个专业好找工作,出来赚钱多。就是这么朴素的原因。”

   
今年8月我第一次在香港见到邓海峰时,正是业绩发布会高峰期,他忙得停不下来。邓海峰单眼皮、高个子,北方腔浓郁。虽然是金融科班,言语间透着种工科男的实干劲。

   
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多年,邓海峰是价值投资理念的坚定执行者。他对价值投资的理解主要是三点:每个投资决策的依据一定是公司的基本面因素;持有期限相对长一些;投资本质上是做大概率事件。

   
“因为我们的认知是有限度的,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,宏观经济不确定,政治形势不确定,股票市场人心更是不确定的。”他说。

   
在价值投资的理论上,邓海峰说没有谁比谁理念更先进,“关键是你要做到”。

   
人在压力之下,动作会扭曲、变形,扛不住。

   
“最坚守的人(压力下)说投资者你们都走吧,我就管自己的钱,其实是很无奈的选择。为什么?就因为你扛不住压力,或者你能扛得住,投资者扛不住。”

   
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尤其如此。

   
“股市开盘跌1000点,收盘跌1600点。你回去睡觉,第二天一早晨,美国说又出事了,一开盘又跌一千点,收盘又跌1600点。讲那个笑话,就说十八层地狱,你以为跌到十八层了,没想到地狱加盖了,底下还有十八层。那是没谱的。”

   
闯过地狱最底层,最后活下来的,在他眼里,就是不折不扣的“老江湖”。

   
他说老江湖之所以能活得久,是因为他们坚守了一条重要的原则:“慎用杠杆”。

   
这也是他无论面对多大诱惑,都严格遵守的原则。“爱亏多少亏多少,反正没有杠杆,就不会出局。”

   
邓晓峰这些年观察到国内基金经理的一个规律:每年排在前5%的,第二年、第三年“基本完蛋”。但优秀的基金经理,能连续三年排到前30%。

   
“其实搏谁都会,但是搏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。如果是长期为投资者持续稳定的创造收益的话,你一定不能搏,你在做大概率事件,你要考虑到有可能发生的意外,所以你是一个相对均衡的配置。”

   
90%的时间是痛苦的

    “什么叫一个优秀、称职、有诚信的管理层?”今年10月,我在香港第二次跟邓海峰聊天时,他问我。

   
优秀的研究员除了要看报表,研究公司基本面,还要去认识、调研公司管理层。而认识企业跟认识人一样,“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,1+1=2这么简单”。

   
投资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,除了报表里面枯燥的数字以外,有很多是感性的东西,并不能量化。需要研究员用心去捕捉。
不同的人拜访同一家公司,可能感觉和判断都完全不同。

   
“你要理解这个社会为什么这样?为什么年轻人现在这样的想法?你要去参与这个社会,光在屋里面呆着的宅男宅女肯定做不好研究员的。”

   
邓海峰引用同行总结,说研究员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素质:好奇心(Curiosity),正直(Integrity),独立(Independence),他认为这缺一不可。

   
邓海峰喜欢读史,带着好奇心去探索。

   
“你要了解到底满族人在扬州杀了多少汉人,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多少人。老百姓到底对八国联军是怎么看的,(对)太平天国运动是怎么看的,他们到底因为这个事遭罪了,还是受益了?”

   
调查企业,也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。

   
然而他承认做投资,“不顺”是工作的常态。因为90%的时间是痛苦的,只有10%的时间是短暂的快乐。

   
“你想,亏钱时候你肯定痛苦吧。涨的时候老嫌没赚够。这不就是常态就是痛苦吗?可以说是人性贪婪永无止境的体现。”
要完全克服这种本性并不现实。在投资的路上越走得久,邓海峰觉得自己胆子越小。

   
“年轻的时候、没钱的时候敢博,现在负担越来越重,因为你觉得这个要交代,那个要交代。”

   
他每天都在思索,怎么在激进和保守、贪婪和恐惧中去找到一个平衡点:“有些时候真的是越做越苦,但是也没办法。”
市场变幻莫测,经验有时反而变成负担:“赶上一波行情,你经验都是错误的,一帮年轻人,初生之犊不畏虎,反而把一波牛市全抓住了。”

   
是不是科班根本不重要

    在四季酒店聊天时,朱晓军告诉我,同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太太对他“百天见百人”项目的评价是“劳而无功”。我问他,为什么在这个“不算太年轻”的年纪抛下优越的生活来创业,他说:“感觉不做点什么,对不起这个时代。”

   
朱晓军相信,未来5到10年,中国人均GDP从7500美金到15000美金的过程里,投资优质中国企业的股权,会带来丰厚的回报。

   
“市场给了咱们中国人了,猎物送到家门口了。”朱晓军说。

   
外资投行高管出身的朱晓军常反省投行人的弱点:“聊什么好像都能聊,会做的事很少。”他亲眼见过不少“秀才”创业惨败。在他看来,是不是科班根本不重要,关键是能不能接地气、出成绩。

   
这也是市场给他的考验。

   
朱晓军去年开始马不停蹄搭团队、申牌照,今年拿到四号和九号牌之后,团队紧锣密鼓发出第一只基金。产品规模2000万美金,主要投资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。

   
管别人的钱,朱晓军和邓海峰如履薄冰。

   
邓海峰坚决不允许自己犯的两个错误:第一,买垃圾公司,一文不值,就因为它能涨而买入;第二,赌、搏,让投资者和自己陷于万劫不复之地。

   
“我宁愿缩成个人投资者,也不做这种事。”

   
邓海峰从来不因为别人搏一把没成而瞧不起别人的。他最瞧不起的,是给人家输了钱还“心安理得”,或者是“不要脸,换个马甲又出来”。

   
他深信一个称职的资产管理者必须有一种“输别人的钱比输自己的钱更难受的感觉”。在这个基础上,他能做的就是和朱晓军一起,带领团队,尽自己最大努力。

   
“还是那句话:第一,别给人家亏钱;第二,尽量多赚一点,这就够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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