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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财经媒体交易门采访华新资本朱晓军、邓海峰。
2017-12-19
朱晓军、邓海峰：猎物送到家门口了
2017年11月的香港。阳光灿烂，空气里带着些许凉意。维多利亚湾海面轻烟薄雾，去往各离岛的渡轮和快艇如飞般穿梭。
中环四季酒店。六楼游泳池旁的露天水吧，一网红脸浓妆短裙女嚼着无味的沙拉，一边搔首弄姿玩自拍。她隔壁坐着四五位西装男，一本正经聊生意。泳池里立着一位韩裔相貌中年女子，呆呆对着海。
这是比电视剧“人民的名义”里“三季酒店”多一季、名声远扬的“望北楼”。
游走这里的有长年望乡不归乡的各系大佬，野心勃勃的国际掮客、一掷千金的土豪男女。当然，也有乐于自嘲为“金融狗”的中环金领。
朱晓军在泳池边的座位坐下，给自己点了一杯“冻咖啡”。
不知不觉，北京人朱晓军已经在香港生活了16年。乡音未改，鬓角见白。
前几天在香港面试一位90后，朱晓军觉得时间快得不可思议，一晃眼自己就“老了”。
他少年得志，一路走来，总是人群里年纪最小的那个。
27岁时，在北京工作的朱晓军被提拔成光大银行总行信用审查处处长。他代表光大银行去央行开会，其他人颇为意外，说光大银行“太不重视”，派个“小孩”就过来了。
离开北京光大银行后，朱晓军加入德意志银行新加坡分行，后来辗转至香港。35岁时，这位年轻的MD已经是加拿大皇家银行香港分行的Deputy CEO。
2016年，朱晓军辞去汇丰银行环球资本市场的中国业务总监的位置，和在资本市场打拼多年的邓海峰、曾毅刚等一起创办资产管理公司。
过去10年，他总结自己“过早过上安逸生活”，出差是商务舱加五星级，这么多年从香港来往深圳，要么两地牌，要么打车，“只坐过一次大巴”。
创业这一年多，朱晓军从“天上”掉到“人间”，有一次公司年轻同事用飞猪给他订的机票，他坐在飞机最末一排，紧邻厕所。这种待遇他从未有过。
不断“接地气”，不断“还债”，他的头发刷一下就白了。
今年8月8日，朱晓军和团队开户，自己给自己下任务，100天要见100个机构和个人。“哪怕是错了，也能摸索出路。”
今天在四季酒店，离朱晓军给自己下任务刚好差不多100天，他要聊天的对象是我。
蓝海
2011年，朱晓军的合伙人、团队投资总监邓海峰第一次关注到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。他不敢相信这些公司如此便宜。
“那边50倍市盈率，这边15倍市盈率。随便找一家公司，都是三倍以上的价差。”
邓海峰当时是上海一家私募基金的基金经理。他跟上国投合作，发了六期信托产品。2011年产品到期，他面临抉择。A股当时估值偏高。相比之下，港股让他心动。
邓海峰研究了医疗、消费领域的一批股票。选行业里最龙头的几家挨个看。他跟合伙人换了2000多万美元，“呼噜呼噜买进去”，不到三个月就建完仓。
刚买完，港股就开始慢跌之路。
邓海峰重仓做骨科产品、总部位于江苏常州的创生控股。他从2块2开始买，一直买到2块，“没子弹了”。
结果股价一下跌到1块8。
“创生主要做骨科的三大类产品，一类就是骨钉，就是（针对）你的粉碎性骨折；第二类是脊柱、颈椎跟腰椎；第三类是最难的，就是叫关节，就是这个人工关节。当时中国的企业脊柱能做一小部分，主要是做骨钉，因为骨钉技术含量最低的。”
2011年6月，创生股价跌到1块6。最低点时，从12倍市盈率跌到了8倍市盈率。
“没什么道理，这就是市场。”邓海峰说。
作为当时中国本土做骨科产品的优质企业，创生和当时在美国上市的康辉控股、在香港上市的威高是邓海峰的对标企业。
康辉在美国上市时，拿到20倍市盈率，威高在香港上市，有12倍市盈率。
眼见创生一路跌，邓海峰跑去公司在常州的工厂看。
“眼睁睁地看着这公司厂房添满了设备，越干越火。这股票老跌，弄得你没辙。”
看完公司，他又去找创生的老板钱福卿。
钱福卿说：你刚来的时候厂房里一个设备没有，现在50台日本进口的数控机床，我这订单是满的，二期也建好了，你说我有啥办法，反正我也不卖，你爱跌跌去。
钱福卿是常州侨联副主席，当时已经移民英国。“他是华侨所以他上不了A股，这总有原因的。”
股价一边跌，邓海峰一边买。“真的怎么看怎么觉得便宜，然后你又没有问题，你看它机床不会骗你的，那厂房很宏伟的，而且设备很先进的，那不土，一点都不土。”
2012年，创生股价开始慢慢回调，上升到3块。
5月，康辉被美国第二大医疗器械公司美敦力收购，溢价50%。创生股价被带动，升到了三四块。
邓海峰平均成本2块多。他身边许多在深圳做股票的朋友赚了一波之后，慢慢出票。但他坚决不卖。
“我（跟朋友）说这公司真的会是很大的，而且中国本土品牌第一。当时（骨科品牌）第一是创生，第二是康辉，第三是威高。威高骨科做得晚，现在威高变第一了。”
2012年12月，创生突然宣布停牌。美国第一大骨科器械公司史塞克以每股7块5的价格邀约收购。
这时邓海峰已经买进创生前十大股东，占到其总市值5%。创生成为他基金第一大持仓。
邓海峰劝钱福卿不要卖给美国人，再熬熬。“我说你要这钱干嘛？公司就没啦！”
当时中国开始推广新农合，要求所有报销产品必须是国产。邓海峰认定这对医药企业是巨大利好。
“整个以前医保只覆盖2亿人，现在医保覆盖10多亿人，当时中国的医保支出每年是增长30%多，那你这里边稍微好点的企业不跟着赚了。”
然而钱福卿很无奈，他告诉邓海峰自己两个儿子都不想接班，“都不想待在常州”。
2013年1月，美国公司史塞克宣布以每股7块5成功收购创生。
“不知者无畏”
回想起当年创生一役，邓海峰说因为“信息相当不对称”，那真是投资中国的黄金时期。
“当时根本就没有中国本土的人去看这些在香港上市的公司。那就是蓝海。要放到现在，中国这么多研究员，这公司早就被挖出来了。”
初战港股就战绩不菲。邓海峰撸起袖子，打算大干一场。
2013年6月，他和当时的合伙人以内地人身份，成功向香港证监会申请RO牌照。回想起来，他说真是“不知者无畏”。
2015年，他管理规模到了2亿美金。
就在这时，他和前合伙人在公司发展方向上出现分歧。
前合伙人想做Family Office，但邓海峰更想做资产管理。“其实没有对错之分，这是大家看问题角度不同。”
虽然赶上了2011年到2013年那一波，邓海峰认为自己仅仅是幸运一点，在特定的时间、特定的时候，捡到了这个便宜，但这绝不是常态。到了2016年，他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港股了。
“越往后，没有不断的拓展业务，没有AUM，你不能够吸引精兵强将加入你。”邓海峰说。这一点和朱晓军不谋而合。
他俩认为，做二级市场投资，要比别人挖得更深、看得更专，一定需要团队作战。这个团队要具备基本经济学素养、财务素养，需要实战的训练，还要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。“既要智商，又要情商。”
邓海峰（左）和朱晓军在河北省正定县委县政府办公楼大堂合影
几年前邓海峰研究TMT时，体会到自己作为一名70后对这个领域理解力的局限性和认知障碍。
认知能力和研究员的背景息息相关：
“比如你没有过小孩，你怎么能够理解做父母的感受？你理解不了，不能光在这儿想，想是想象不出来的。如果没有一手的理解能力，那你就听80后、90后去怎么想。我们经验相对丰富一点，有一套严密的逻辑判断。那你听他们讲的有没有道理呢，有道理你为什么不接受呢？”
慎用杠杆
朱晓军1971年出生在北京。
他父母文革前从人民大学经济学系毕业。朱晓军上小学时，母亲在位于西城区老财政部那栋楼的人民银行总行工作。小学放学后，朱晓军脖子上挂着钥匙，去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室做作业。初中时工商银行成立，他就跟随母亲转到工商银行做作业。
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，是工商银行的金砖和金库。
朱晓军在工商银行做作业时，邓海峰正在河北涞源县的大山沟里光着脚丫子玩。涞源县是抗日电视剧“狼牙山五壮士”里的狼牙山所在地。“就是日本人都不想去的地方。”邓海峰这样跟我介绍 。
邓海峰比朱晓军小4岁。他父母是文革前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。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涞源县的三线兵工厂当工程师。
为了能让邓海峰和他哥哥接受更好的教育，他父母申请调动工作，转到石家庄一个兵工厂。
邓海峰在石家庄读小学、初中。高考时他考进清华大学金融系。
“父母当了一辈子工程师，挺苦的，当时就觉得这个专业好找工作，出来赚钱多。就是这么朴素的原因。”
今年8月我第一次在香港见到邓海峰时，正是业绩发布会高峰期，他忙得停不下来。邓海峰单眼皮、高个子，北方腔浓郁。虽然是金融科班，言语间透着种工科男的实干劲。
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多年，邓海峰是价值投资理念的坚定执行者。他对价值投资的理解主要是三点：每个投资决策的依据一定是公司的基本面因素；持有期限相对长一些；投资本质上是做大概率事件。
“因为我们的认知是有限度的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，宏观经济不确定，政治形势不确定，股票市场人心更是不确定的。”他说。
在价值投资的理论上，邓海峰说没有谁比谁理念更先进，“关键是你要做到”。
人在压力之下，动作会扭曲、变形，扛不住。
“最坚守的人（压力下）说投资者你们都走吧，我就管自己的钱，其实是很无奈的选择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你扛不住压力，或者你能扛得住，投资者扛不住。”
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尤其如此。
“股市开盘跌1000点，收盘跌1600点。你回去睡觉，第二天一早晨，美国说又出事了，一开盘又跌一千点，收盘又跌1600点。讲那个笑话，就说十八层地狱，你以为跌到十八层了，没想到地狱加盖了，底下还有十八层。那是没谱的。”
闯过地狱最底层，最后活下来的，在他眼里，就是不折不扣的“老江湖”。
他说老江湖之所以能活得久，是因为他们坚守了一条重要的原则：“慎用杠杆”。
这也是他无论面对多大诱惑，都严格遵守的原则。“爱亏多少亏多少，反正没有杠杆，就不会出局。”
邓晓峰这些年观察到国内基金经理的一个规律：每年排在前5%的，第二年、第三年“基本完蛋”。但优秀的基金经理，能连续三年排到前30%。
“其实搏谁都会，但是搏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。如果是长期为投资者持续稳定的创造收益的话，你一定不能搏，你在做大概率事件，你要考虑到有可能发生的意外，所以你是一个相对均衡的配置。”
90%的时间是痛苦的
“什么叫一个优秀、称职、有诚信的管理层？”今年10月，我在香港第二次跟邓海峰聊天时，他问我。
优秀的研究员除了要看报表，研究公司基本面，还要去认识、调研公司管理层。而认识企业跟认识人一样，“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，1+1=2这么简单”。
投资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，除了报表里面枯燥的数字以外，有很多是感性的东西，并不能量化。需要研究员用心去捕捉。
不同的人拜访同一家公司，可能感觉和判断都完全不同。
“你要理解这个社会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年轻人现在这样的想法？你要去参与这个社会，光在屋里面呆着的宅男宅女肯定做不好研究员的。”
邓海峰引用同行总结，说研究员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素质：好奇心（Curiosity）,正直（Integrity），独立（Independence），他认为这缺一不可。
邓海峰喜欢读史，带着好奇心去探索。
“你要了解到底满族人在扬州杀了多少汉人，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多少人。老百姓到底对八国联军是怎么看的，（对）太平天国运动是怎么看的，他们到底因为这个事遭罪了，还是受益了？”
调查企业，也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。
然而他承认做投资，“不顺”是工作的常态。因为90%的时间是痛苦的，只有10%的时间是短暂的快乐。
“你想，亏钱时候你肯定痛苦吧。涨的时候老嫌没赚够。这不就是常态就是痛苦吗？可以说是人性贪婪永无止境的体现。”
要完全克服这种本性并不现实。在投资的路上越走得久，邓海峰觉得自己胆子越小。
“年轻的时候、没钱的时候敢博，现在负担越来越重，因为你觉得这个要交代，那个要交代。”
他每天都在思索，怎么在激进和保守、贪婪和恐惧中去找到一个平衡点：“有些时候真的是越做越苦，但是也没办法。”
市场变幻莫测，经验有时反而变成负担：“赶上一波行情，你经验都是错误的，一帮年轻人，初生之犊不畏虎，反而把一波牛市全抓住了。”
是不是科班根本不重要
在四季酒店聊天时，朱晓军告诉我，同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太太对他“百天见百人”项目的评价是“劳而无功”。我问他，为什么在这个“不算太年轻”的年纪抛下优越的生活来创业，他说：“感觉不做点什么，对不起这个时代。”
朱晓军相信，未来5到10年，中国人均GDP从7500美金到15000美金的过程里，投资优质中国企业的股权，会带来丰厚的回报。
“市场给了咱们中国人了，猎物送到家门口了。”朱晓军说。
外资投行高管出身的朱晓军常反省投行人的弱点：“聊什么好像都能聊，会做的事很少。”他亲眼见过不少“秀才”创业惨败。在他看来，是不是科班根本不重要，关键是能不能接地气、出成绩。
这也是市场给他的考验。
朱晓军去年开始马不停蹄搭团队、申牌照，今年拿到四号和九号牌之后，团队紧锣密鼓发出第一只基金。产品规模2000万美金，主要投资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。
管别人的钱，朱晓军和邓海峰如履薄冰。
邓海峰坚决不允许自己犯的两个错误：第一，买垃圾公司，一文不值，就因为它能涨而买入；第二，赌、搏，让投资者和自己陷于万劫不复之地。
“我宁愿缩成个人投资者，也不做这种事。”
邓海峰从来不因为别人搏一把没成而瞧不起别人的。他最瞧不起的，是给人家输了钱还“心安理得”，或者是“不要脸，换个马甲又出来”。
他深信一个称职的资产管理者必须有一种“输别人的钱比输自己的钱更难受的感觉”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他能做的就是和朱晓军一起，带领团队，尽自己最大努力。
“还是那句话：第一，别给人家亏钱；第二，尽量多赚一点，这就够了。”
